1、其一,深层的分裂局面。这一时期,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只有21年,即280年司马氏灭吴,到301年“八王之乱”全面爆发。而即便是这21年,西晋也没有恢复东汉盛时的版图:鲜卑基本已据有匈奴旧地,并日益南下;渭北高原以北至河套已为羌胡所占;内徙的匈奴人实际已控制了今山西的北部。西晋以前,有三国的鼎立;西晋以后直到隋朝统一,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始终分属不同的政权,黄河流域更是始终存在两个以上的政权,甚至同时有十多个政权存在。在政局或南北分裂或东西对峙或地区割据的长期影响下,各别地域的经济、文化、学术、政治乃至心理,也逐渐“地域”色彩浓厚,“地域”独立趋势加强。地域意识的强化与地域传统的生成,也是一种“分裂”。又即便在同一政权的内部,也有着明显的地区军事割据倾向,如东晋南朝的州镇,北朝的镇戍,这既造成了中央与地方的争衡、内外的对抗,也进一步加深了魏晋南北朝大分裂局面下的地区割据与对抗倾向。
2、其二,复杂的民族关系。四周的边疆民族南下北上、东进西入,迁徙频繁,造成民族成份复杂,民族融合(自然的融合与强制的融合即战争)加速,民族战争剧烈,民族更替迅速。北方地区的主角是入主的“五胡”与留居的汉族,在北方整体“胡化”的同时,是颇多艰难曲折的胡人的逐渐“汉化”;在南方,则特别表现为退守南方的北方汉族与南方汉族以及越蛮俚僚的自然融合与强制融合,这也是一种“汉化”。如果再考虑到周边特别是蒙古高原、东北、西域的民族,则魏晋南北朝历史实际是由北方边疆民族(重要者先后有鲜卑、羌胡、高句丽、柔然、高车、突厥等)、中原地区(曹魏、西晋、十六国北朝)、南方六朝三大地域所构成的。其间地域对抗、民族兴衰、社会转型、制度冲突、文化融汇等等,异常复杂。
3、其三,频繁的人口迁移。这特别表现在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当时人口迁移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历时之久、影响之深,超过以前任何一个历史时期。而十六国北朝内部的人口流动与东晋南朝的侨流人口,又多有不同。如东晋南朝境内的侨流人口,多为主动迁徙而来,成为定居移民的比例较大;东晋南朝尤其是东晋、宋、齐、梁政权,实质上为移民政权,以此,侨流人口的地位高,政治、军事、文化影响大,受到的优待也多。十六国北朝特别是十六国,汉族以及其他非统治民族的非汉族之频繁而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是由胡族统治者实施的,并且以强制迁移性质为主,他们不仅地位低下,而且境况往往悲惨,胡族统治者强制迁移他们的目的,是以之为兵、用之耕耘;而随着政权的兴亡更替、时局的动荡混乱,此被强制迁移的人口,又被不同的统治者屡次迁移,所以能够长期定居下来的移民其实数量有限。
1、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社会黑暗、政治动荡、人民苦痛的悲剧年代。伴随汉帝国的瓦解,在军阀割据、王族相残的同时,北方的游牧民族也在日趋寒冷的气候逼迫下南下同农耕民族争夺生存空间,中国历史由此展开了一场长达四百年的战乱。
2、内乱和混战把人民推进了苦难的深渊。当此之时,政治之黑暗、社会之悲惨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是较为罕见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另一方面是,魏晋南北朝又是精神解放、个性伸展的年代,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它对前此以往的中国文化的批判和改造使中国文化呈现出光耀一时的多元化的面貌。
3、其基本标志是,它使西汉中期以来的以经学为主干、以儒学独尊为内核的文化发展的刻板模式走向瓦解,代之以生动活泼的文化多元化局面。与此同时,人们从不同角度去追求和发展个体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这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是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思想转向。它是历史老人借助于非理性化的、野蛮化的冲击,摧毁旧文明的坚固堡垒,从而为新的文明的根苗的生长准备条件。
1、小年,并非专指一个日子,由于各地风俗,被称为“小年”的日子也不尽相同。小年期间主要的民俗活动有扫尘、祭灶等。民间传统上的小年(扫尘、祭灶日)是腊月二十四,南方大部分地区,仍然保持着腊月二十四过小年的古老传统。从清朝中后期开始,帝王家就于腊月二十三举行祭天大典,为了“节省开支”,顺便把灶王爷也给拜了,因此北方地区百姓随之效仿,提前一天在腊月二十三过小年。
2、“小年”在各地有不同的概念和日期,北方地区是腊月二十三,南方大部分地区是腊月二十四。江浙沪地区把“腊月廿四”和“除夕前一夜”都称为小年,南京地区称正月十五的元宵节为小年,云南部分地区小年日期是正月十六,西南和北方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小年日期是除夕。
1、小年北方地区是腊月二十三,南方大部分地区是腊月二十四,江浙沪地区把“腊月廿四”和“除夕前一夜”都称为小年,南京地区称正月十五的元宵节为小年,云南部分地区小年日期是正月十六,西南和北方部分地区小年日期是除夕。
2、小年,通常指扫尘、祭灶的日子,被视为“忙年”的开始。由于南北各地风俗不同,被称为“小年”的日子也不尽相同。民间传统上的小年(扫尘、祭灶日)是腊月二十四,南方大部分地区,仍然保持着腊月二十四过小年的传统。在清朝中期以前北方地区也是腊月二十四过小年,从清朝中后期开始,帝王家就于腊月二十三举行祭天大典,为了“节省开支”,顺便把灶王爷也给拜了,因此北方地区百姓也提前一天在腊月二十三过小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