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雾其实是水的微滴。现有的喷雾器有四种。 用的是伯努利原理。伯努利原理说的是在同一流质里,流速大,压强小;流速小,压强大。
2、流体会自动从高压流向低压。在通过三叉管时,低速流动的水流向高速的流动的空气。水被高速空气撕成一小滴一小滴(设想水龙头里流出的水,刚开始速度慢,是水柱。但后来速度逐渐增大后就变成一滴一滴了)。这些小水滴喷出来后就成了雾。
1、电动喷雾器电机最大80米,喷施雾化效果佳,效率可达人力操作6倍以上,每分钟雾化面积可达30平方米,喷施高度可达13米,可作为农作物或茶叶,果树等农林作物的农药,及叶面肥等液体的喷洒作业。
2、户反馈性能良好,解决当今市场现有销售品种繁多的被俘式电动喷雾器所存在作业操作,使用维修方面常见的故障问题。
3、具有稳压自动装置,真空自吸,压力高,耐腐蚀,体积小,重量轻,高山平原携带方便,操作轻松,喷施雾化面积极佳。
1、免赔额是免赔付的额度,免赔额1万也就是1万以内的额度,保险公司不给赔付,超过1万才理赔。
2、在百万医疗险中,免赔额1万是保障期限内(一般是1年)所有实际发生的住院费用,符合社保报销的,先报销,剩下的费用减去1万元后,才是百万医疗险报销的费用。
3、这是因为免赔额减少了很多小额索赔的事件,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本也跟着下降,也就可以适当降低一些保费。如果没有免赔额,同样的保障需要花费更高的价格。所以免赔额的设置能让我们买到价格更低、保障更高的保险产品。
1、王粲(177~217年)字仲宣。东汉末文学家。山阳高平(今微山县两城)人,“七子”之一。少有才名。汉献帝初平元年(190),董卓劫持汉献帝迁长安,其父时任大将军何进长史,王粲随父西迁,在长安见当时学者蔡邕,深为蔡邕所赏识。初平二年(192),因关中,王粲往荆州依刘表,客居荆州十余年,有志不伸,心怀颇郁郁。建安十三(208),曹操大军南下,刘表病卒,子刘琮投降,王粲遂归曹操,深得曹氏父子信赖,赐爵关内侯。建安(213),曹操晋爵魏公,魏国建,王粲官任侍中。二十二年(217),从曹操南征孙权,北还途中病卒,终年四十一岁。王粲善属文,其诗赋为建安七子之冠。《魏志》本传记王粲著诗、赋、论、议近60篇。有明人辑录遗文《王侍中集》,今存诗23首。后人评价 “七子之冠冕”。
2、徐干(171-217),字伟长,北海(今山东潍坊市)人,建安七子之一。少年勤学,潜心典籍。汉灵帝末,世族子弟结党权门,竞相追逐荣名,徐干闭门自守,穷处陋巷,不随流俗。建安初,曹操召授司空军师祭酒掾属,又转五官将文学。数年后,因病辞职,曹操特加旌命表彰。后又授以上艾长,也因病不就。建安二十二年(217)二月,瘟疫流行,亦染疾而亡。主要著作是《中论》,曹丕称赞此书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与吴质书》)其情诗《室思诗》也是一往情深。
3、阮瑀(约165-212) ,字元瑜,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建安七子之一。所作章表很,名作有《为曹公作书与孙权》。年轻时曾受学于蔡邕,蔡邕称他为“奇才”。所作章表书记很出色,当时军国书檄文字,多为阮瑀与陈琳所拟。后徙为丞相仓曹掾属。诗歌语言朴素,往往能反映出一般的社会问题。诗有《驾出北郭门行》,描写孤儿受后母的苦难遭遇,比较生动形象。阮瑀的音乐修养颇高,他的儿子阮籍,孙子阮咸皆是当时名人,位列“竹林七贤”,妙于音律。明人辑有《阮元瑜集》。
4、应玚(177-217) ,字德琏,汉汝南南顿县(今河南省项城市南顿镇)人,建安七子之一。擅长作赋,代表性诗作《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初被魏王曹操任命为丞相掾属,后转为平原侯庶子。曹丕任五官中郎将时,玚为将军府文学(掌校典籍、侍奉文章),著文赋数十篇。诗歌亦见长。
5、孔融(153年-208年9月26日),字文举。鲁国(治今山东曲阜)人。汉末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家学渊源,是孔子的二十世孙,太山都尉孔宙之子。少有异才,勤奋好学,与平原陶丘洪、陈留边让并称俊秀。汉献帝即位后任北军中侯、虎贲中郎将、北海相,时称孔北海。在任六年,修城邑,立,举贤才,表儒术,经刘备表荐兼领青州刺史。建安元年(196年),袁谭攻北海,孔融与其激战数月,终败逃山东。不久,被朝廷征为将作大匠,迁少府,又任太中大夫。性好宾客,喜抨议时政,言辞激烈,后因触怒曹操而为其所杀。孔融能诗善文,曹丕称其文“扬(扬雄)、班(班固)俦也。”散文锋利简洁,代表作是《荐祢衡表》,其六言诗反映了汉末的现实。原有文集已散佚,明人张溥辑有《孔北海集》。
6、陈琳(?-217年),字孔璋,广陵射阳(今江苏宝应,一说盐城盐都区大纵湖)人。汉末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生年无确考,惟知在“建安七子”中比较年长,约与孔融相当。汉灵帝末年,任大将军何进主簿。何进为诛宦官而召四方边将入京城洛阳,陈琳曾谏阻,但何进不纳,终于事败被杀。董卓肆恶洛阳,陈琳避难至冀州,入袁绍幕府。袁绍失败后,陈琳为曹军俘获。曹操爱其才而不咎,署为司空军师祭酒,使与阮瑀同管记室。后又徙为丞相门下督。建安二十二年(217),与刘桢、应瑒、徐干等同染疫疾而亡。陈琳著作,据《隋书?经籍志》载原有集10卷,已佚。明代张溥辑有《陈记室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
7、刘桢(?-217),东汉名士,建安七子之一。字公干,东平(今山东东平县)人。博学有才,与魏文帝友善。后以不敬罪被刑,刑后署吏。所作五言诗,风格遒劲,语言质朴,重名于世,今有《刘公干集》。建安七子之一。以文学见贵。建安中,刘桢被曹操召为丞相掾属。与曹丕兄弟颇相亲爱。后因在曹丕席上平视丕妻甄氏,以不敬之罪服劳役,后又免罪署为小吏。建安二十二年 (217),与陈琳、徐干、应玚等同染疾疫而亡。他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于诗歌、特别是五言诗创作方面。存诗十五首,《赠从弟》三首为代表作,言简意明,平易通俗,长于比喻。
1、正确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制定是一个深入群众、深入认识的过程。通过接触个别事物、了解个别情况、听取个别意见,经过进一步的思索,把握事物的一般、本质、内部联系,形成对事物的理性认识。
理性认识是制定正确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前提。因此,“从群众中来”就是由实践到认识、由个别到一般的具体再现,这符合人类认识的一般规律,具有普遍意义和不可否认的科学性。
2、“从群众中来”是为了认识世界,“到群众中去”是为了改造世界,我们以不同的方式认识世界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为了造福于民。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是从个别中得到的一般,这个“一般”是否是个别的具体事物中最本质的东西,不能由认识本身来检验,需要回到个别实践中去经受检验,需要“到群众中去”。
由于受科学技术和个人经历等多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正确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也不可能是绝对正确的,同样需要社会实践的检验,需要“到群众中去”。
3、“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反复实践使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不断完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作为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它的科学性是一个由相对真理到绝对真理的无限循环、不断前进、不断上升的过程。
每一次循环都不是简单的回归和重合,而是认识就上升到新的高度,思想境界就达到新的水平。对于领导者、决策者来说,不断获得正确认识的根本途径,正确决策并有效执行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反复实践。